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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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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建明2018作品——嘉兴日报报业集团摄影记者 (2018-12-26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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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幅

 

 

妻子分娩 丈夫陪产

        2018年4月11日,在嘉兴市妇保院产房,来自苏州盛泽的90后爸爸于鹏远陪老婆生孩子,亲手为女儿剪脐带,第一时间完成丈夫升级父亲的人生角色转变……短短一个下午,他明白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不易与艰辛。

        这家医院的一体化产房开办于2017年,目前有两间,丈夫可以陪妻子分娩。让丈夫亲眼见证妻子分娩时的努力,理解做妈妈的艰辛,促进夫妻感情,增强作为一名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感。”产科大科护士长蔡玉娟说。

 

 

职业妈妈

        2018年5月1日,河南开封SOS儿童村,51岁的马耐勤至今未婚,却已是26个孩子的妈妈。她是儿童村的“职业妈妈”,应聘这份工作须未婚,或离异后无任何子女的抚养权。做职业妈妈21年来,马耐勤曾经养育过的5个孩子考入大学 。她竭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这些出身悲苦、性格各异的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成为亲善、博爱、进取的人。

 

 

网约车司机猥亵女乘客

        2018年5月22日晚,小欣在嘉兴经开公安分局长水派出所讲述受害经历。5月21日凌晨4时,她在乘坐一网约车时被司机猥亵,随后报警,次日下午,民警抓获司机吕某,吕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劫后余生

        2018年4月19日,3岁的高孝武看到自己过去的照片,顿时泪流不止。一年前,嘉兴市区云海路的沙县小吃店发生煤气爆炸,高孝武一家5口无一幸免:父母两人均属特重度烧伤,烧伤面积超过90%,他与姐姐、哥哥均为重度烧伤以上,每人烧伤面积均为50%左右。

 

 

铁面柔情

        2018年6月24日,嘉兴南湖法院执行局法警冯烨加班完深夜回到家,看到熟睡的儿子,他既欣慰又内疚,人生百味涌上心头。

        “老赖”东躲西藏,办案法警多选择深夜、凌晨时分去“老赖”的居所抓,这样成功率更高。40岁的冯烨平均夜里10点回家,这还不算一年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差在外地。

 

 

手术室里开“跑车”

        2018年7月17日,嘉兴市第一医院手术室新添置一辆儿童“跑车”,做手术的孩子可以从手术室门口与父母说“再见”开始,坐在“跑车”里一直开到手术台旁,有效缓解了他们的术前紧张和分离焦虑,安心接受治疗。

 

 

弃女寻亲

        2018年10月14日,嘉善县陶庄镇,58年后,弃女张娟芬来到大姐家认亲,先后与姐姐、二哥拥抱。1960年5月,张娟芬(当时叫何永妹)家中生活困难,在父母的授意下,10岁的她被15岁的二哥遗弃在嘉兴火车站,后在海宁养父母家长大。

 

 

共享单车“无家可归”

        2018年10月22日,嘉兴市经开区一处垃圾场,几十辆共享单车被堆放在路边,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小雨中结伴觅食。

        近两年来,从风靡一时到逐步降温,共享单车产业经过资本热捧过后,出现创始人跑路和押金难退等现象,小鸣、酷骑、小蓝等20多家共享单车倒闭,由此带来了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车辆管理方缺失、资源浪费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乌镇互联网之“光”

        2018年11月7日,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当天,15项全球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环形屏幕上散发着未来感和科幻感。这些新技术代表着最先进的文明之火,散发出的互联网之光与千年水乡乌镇交相辉映,穿越过去,启航新时代,照亮人类的崭新未来。 

 

 

南湖边讲好红船故事

        2018年12月5日,南湖红船旁,细雨中,袁晶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南湖革命纪念馆80后讲解员2000年开始在做讲解员,18年来,她爱岗、敬业、学习、奉献,也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陆续荣获“嘉兴好人”、“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等荣誉。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嘉兴瞻仰红船,并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袁晶全程陪同讲解。

 

 

 

 

组照一:《江南弃儿》

        从1959年起,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江南(江浙沪)地区尤其是农村出现了较严重的粮食短缺,一些孩子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被福利院收养后,又被政府相关部门分批派送或民间介绍到相对殷实的北方缺儿少女的家庭,其中相当一部分从上海火车站转运送出,这些孩子多被称为“上海孤儿”、“江南孤儿”或“国家的孩子”。而这场肇始于特殊时期的“遗弃——送往当地福利院——以北方为主的家庭领养”的模式,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能饱腹后的数年内一直在持续发生,其中不乏节育措施落后、选择性别养育以及地方民情等原因,“自己养不好,送出去会有更好的生活”成为江南地区大多数弃子家庭心照不宣的认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才逐渐减少。据民间志愿者不完全统计,结合公开报道的交叉求证,这一群体超过5万人,甚至多达10万人。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孩子在各地长大。他们普遍经历了童年时期被称为“抱养的、野孩子”的讥讽,在自卑中长大,等养父母去世,或者征求养父母的同意,甚至隐瞒着养父母开始寻亲。经过怨恨到理解的心理历程之后,他们开始放下成见,试图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困扰了大半生的问题。

 

 

        沈玉娣,女,1957年12月1日生于江苏常州,后被遗弃,1959年7月1日,政府有关部门将她和一批弃儿用绿皮火车集中运送至河南郑州,由养父母领养。1959年期,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江南地区粮食短缺,造成大批婴幼儿被遗弃,随后这些弃儿由政府相关部门用火车运送至河南、山东等北方省市,由家境殷实的缺儿少女家庭抱养。三年灾害后,江南地区弃儿现象仍在持续,民间抱养风行数年,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渐减少。民间称这一群体为江南弃儿,人数近10万左右。

 

 

        1968年农历闰721,浙江嘉兴新塍镇杨家浜的沈阿大生下第四个儿子,一家人住在一间草棚里,无力抚养,担心长大娶不起媳妇,丈夫用红纸写下儿子的生辰,与孩子一起放在集市上,被人发现后在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同年,山东莒县农村的赵家有六个女儿,想要个儿子。通过中间人介绍,沈阿大第四子辗转被抱到山东莒县赵家,成为6个姐姐的弟弟,取名赵淑亮。

 

 

  樊新只,女,1971915出生在浙江海宁后被遗弃至当地福利院,50天后被河北邯郸临漳县养父抱养。十个月大时,因家庭矛盾养母投井自尽,养父离家出走,只能跟爷爷奶奶生活,奶奶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小时候生病曾15天没吃饭,奶奶骂我是妖怪”。为了报答抱养家庭的养育之恩,樊新只在16周岁时嫁人,因为对方肯出双份彩礼钱。

 

 

  袁景军,男,1964年农历414出生于浙江海宁,遗弃后被送往原浙江省海宁县硖石福利所,当年1121日由河南省安阳市农民杨文臻领养,又辗转送往袁姓养父收养。袁景军自幼被村里伙伴嘲笑不是亲生的。

 

 

  袁景军在第一个养父家里获取了包含他身份秘密的一个信封,才知道自己是江南弃儿身份。10几年来,他每年都会在节假日期间去海宁寻找生父母,但是因为时间久远一无所获。他唯一庆幸的是自己通过发奋读书考上专科院校,跳出农门成为公务员,免受了村人嘲讽之苦。

 

 

  刘惠霞,女,大约1957年出生于江南地区,1959年底在北上徐州的火车上被洛阳豫剧团的人收养,其后被转手送给河南郑州的养父母抱养。作为一个养女,她照顾养母活到97岁离世。

 

 

  陈瑞洪,男,1968年农历425出生于嘉兴,被山东莒县的养父母抱养时,其家人将他的小名“南红”以及出生日期用圆珠笔写在“红卫兵”红袖章上。这块既有时代特色,又记录他出生秘密的红布被珍藏至今。据悉,他被抱往山东后,嘉兴亲生父母曾托介绍人要走一张儿时的照片,而今线索中断。

 

 

  山东莒县,刘彦雷(右)与王顺风一起喝羊头汤、吃锅饼,商量着组团下江南寻亲。他们都是出生在嘉兴,是同一个人介绍给山东莒县的养父母抱养。虽然是江南弃儿,但是他们自小在山东长大,喜食面食,生活习惯与江南人完全不一样。

 

 

  长于山东莒县农村的江南弃儿王顺风在山坡地挖红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困难时期,之所以产生大量北方家庭收养江南弃儿的状况,除了南北民俗民情的差异之外,有研究学者认为,江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农作物单一,产生旱涝灾害易造成全年绝收,而北方的农作物比较丰富,例如红薯、花生等作为辅助作物补充了饥荒年代的口粮。

 

 

  史红亮坐火车转站上海后前往浙江嘉兴寻亲,这段沪杭铁路也是他父亲当年抱养他时所走的路。他1972214(除夕年夜)出生于嘉兴地区,遭遗弃后被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197288被养父抱到河南安阳,当时救济院送往两位保育员阿姨不舍,还坐火车从嘉兴到上海送了两站路。儿时的他得知被抱养,曾在安阳沿着铁路向南寻找。现在,他辗转江浙沪地区打工,边赚钱边寻亲,希望有一天找到亲人。

 

 

  赵小燕T恤上“save me(救我)”一词,是她一生最好的注解。她1959年生于浙江嘉善地区,后被养父母收养。养父在她11岁时去世后,养母对她放手不管,并为她取名“小燕”,意指她没有父母,像小燕子一样飞来的。她在社会上流浪至23岁后为了有固定的居所结婚,后离异,育有一女。

 

 

  王莹,女,19641230出生于嘉兴,被遗弃后,有人将她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在福利院的名字叫元丽,脑袋偏大,显得身体很小。1965年,王莹11个月大时,来自郑州的时年33岁王女士结束了一次不幸的婚姻,心灰意冷,并且一生不打算再婚,经人介绍来到嘉兴福利院抱养了王莹,从此母女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家。王莹一边承担赡养养母的责任,一边寻找亲生父母,试图弄清自己的身世。

 

 

        2018129,在海宁市开展的寻亲会上,来自河南安阳的赵红霞、赵红英(右)姐妹俩讲完身世泪水夺眶而出,小外甥女为二姨赵红英擦眼泪。赵红霞出生于1966年,赵红英出生于1971年,均出生于嘉兴地区,被河南安阳同一对养父母抱养,虽没有血缘关系,却成为姐妹关系。

 

 

  来自山东的江南弃儿赵淑亮,在寻亲会上通过DNA检测找到了亲生父母。为了不让养父母伤心,他在养父母双亡、自认为无牵无挂后开始寻亲,最终找到浙江嘉兴新塍镇的出生地。这是他带着家乡的礼品,在亲生母亲地带领下上门认亲。

 

 

赵淑亮说的山东方言,他的母亲沈阿大说的是嘉兴土话。跨越半个世纪,二人虽为亲生母子,却听不懂彼此的言语。

 

 


        1972214,阳历是西方情人节,阴历是大年三十除夕。在嘉兴秀洲新塍镇,村妇沈文珍生下一女婴。因为之前已经有两儿一女,家里生活条件差,丈夫便于大年初二将女婴放在新塍镇集市上,随后女婴被捡起来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被七星镇陆先生抱养,女孩被取名陆爱英。这是陆爱英通过寻亲会,与生母沈文珍相认的场景。“他们都有自己的妈妈,我没有,今天我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妈妈了。”她把头埋进妈妈的怀里说。

 

 

        19605月,张娟芬(当时叫何永妹)家中生活困难,在父母的授意下,10岁的她被15岁的二哥遗弃在嘉兴火车站,后在海宁养父母家长大。20181014,浙江省嘉善县陶庄镇,58年后,张娟芬(右一)来到大姐家认亲,讲述被遗弃的委屈时,7岁的外孙子孙浩铭听得哇哇大哭,哄也哄不住。

 

 

  郎解,女,1960年前出生于浙江嘉兴,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不能行走,四岁时被遗弃在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在福利院长大至成年,见证了一个个弃儿被送往福利院之后,又被其他家庭领养的过程。1985年,郎解在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银牌,得到了关注,当年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她来到了一家民政福利企业纸厂工作,一做就是20年,直至退休。她已经知道的亲生父母的住址,对方却因为身份原因不肯相认。

 

 

  寻亲之路艰难且漫长,成功者只是少数,大多弃儿在希望和失望的交织中前行。河南郑州,10名江南弃儿聚会,商议组团寻亲。江南弃儿在收养家庭多为独苗,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互相联络,把彼此当做亲人,在寻亲路上互相慰藉。

 

 

  山东莒县,6名江南弃儿站在山头望向南方的故乡,他们均出生在浙江嘉兴,通过同一个介绍人,被山东莒县缺少儿子的家庭抱养传宗接代。而今介绍人王姓老太太已经90多岁,任凭他们苦苦哀求,也不透露半句信息,这唯一的希望破灭,让他们的寻亲路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如隔万重山。

 

 

 

 

组照二:《浪子乡愁》

        25年前,母亲带俞中良准备去上海寻医问药,在嘉兴火车站,母亲上厕所时,他被拐走。

        25年后,俞中良偶然看到浙江的宣传片后,来到杭州等地寻亲,最终通过DNA比对,确定了他的身份。

        2018年3月19日,39岁的俞中良终于和亲人团聚,回到了阔别25年的故乡——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杨庄村。回家第十天,俞中良拿到了人生的第一张身份证;之后,他便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工作。

        7月29日晚,嘉兴市区凌公塘路附近,俞中良手提一袋“流星雨”玩具,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一面写着10元3个,一面印着网络支付的二维码。 

        他看着“流星雨”,就像看到了自己的过往。“流星雨”在天空里流浪、划过,大地却是它最终的归宿。

 

 

   俞中良是一位聋哑人,14岁时在嘉兴市火车站被人拐卖。耳不能听,口不能说的他,从人贩子手中逃出来后,扒运煤火车,在多个省市流浪寻家。每到一地,他都会先到车站,看看是不是记忆中被拐的地方。25年后,俞中良来到杭州寻亲,通过DNA比对,终于回到嘉兴和亲人团聚。到家后,他本以为从此应该过上幸福生活,却因为工作屡次受挫,生活诸多不适应,曾想再去流浪,但最终还是为了家人留了下来。

 

 


        319,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杨庄村,39岁的聋哑人俞中良冲下车,手打着哆嗦。他被拐走已经25年。他和两个姐姐面对面站着,彼此之间注视着了近十秒。俞中良低头望着头发已经稀疏斑白的老人,立刻向父亲跪下,一家四口相拥而泣。25年的亲情与思念尽在不言中,打动着在场每一个人。当年被拐时他14岁,现在已经高出父亲一头。

 

 

  母亲张道宝耳朵听不见,紧紧抓住俞中良的手。老人没见过这样大的架势,她不知道说什么,眼神殷切,又有些愧疚,抹着眼泪。25年前,妈妈原本带俞中良去上海看听力问题,从村里坐车到了嘉兴汽车站,她去上洗手间,出来后儿子不见了……她没文化,四周找了找,没看到儿子,哭着回家。

 

 

  俞中良向亲朋“讲述”着这些年在外的经历。当年与母亲走失之后,两个高壮的聋哑人出现在俞中良面前,告诉他妈妈在火车站,就把他带走了。他跟着到了火车站,却没有看到妈妈,两个聋哑人带他上了火车。后来,到了落脚点后,他被逼着去偷衣服。因为不服从,他经常挨打,至今左手和头上还留着疤,而且左眼也被打坏了,视力模糊。

 

 

  俞中良因为不服从,他经常挨打,至今左手和头上还留着疤,而且左眼也被打坏了,视力模糊。随后他趁机逃跑,开始流浪。捡饮料瓶,擦皮鞋,一天赚4元钱,他把钱攒下来,因为要去找妈妈。有时候没钱了,看见运煤车就跳上去,到站后就下车找,在他印象里,和妈妈分开的那天,就是在车站。直到一次,他看到浙江杭州的宣传片,里面的水乡景色和食物与记忆中相似,便来到浙江,随后在媒体和公安部门的帮助下,通过DNA认亲成功。

 

 

  俞中良所日思夜想的家,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村家庭。俞中良有两个姐姐,大姐也是聋哑人,招了上门女婿;二姐嫁到了邻村。母亲张道宝患有较重的哮喘,床头放满了药,又因为摔伤而卧病在床。父亲俞羊弟在他回家一周后做了泌尿系统的手术。

 

 

  回家的第十天,俞中良拿到了崭新的身份证,结束了25年的“黑户”生涯。他曾一直是个“隐形人”,没有身份证,不能办银行卡,也不用存钱。曾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流浪儿俞中良,如今发现自己很需要挣钱。拿到身份证的次日,他开始正式找工作。

 

 

  二姐和懂哑语的朋友,带着他四处奔波找工作,先后找了三家,均以不合适遭拒绝,聋哑人因为交流问题,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

 

 

  轰鸣的车间里,几名工人来围观,俞中良有些局促不安,主动尝试着将流水线上的包装盒取下,转身堆放起来。最终,因为种种缘故而谢绝了俞中良的入职申请。最后,二姐把俞中良带到了自己上班的加工厂,和负责人谈了许久,俞中良终于被留了下来,做技术含量最低的打包工作。

 

 

  “我要么还回西安吧,每年回家住一段时间。”工作一个月后,俞中良觉得工厂枯燥、缺少交流,他向家人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之前在西安流浪时,他和五个经历相似的聋哑人结伴,白天一起玩耍,到了傍晚,就在各个广场摆摊,挺自在的。其中有两个聋哑人本来也已经寻亲成功,但在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无法融入,还是又回去流浪。

 

 

  俞中良思来想去,决定不走了,因为“父母一天比一天老了”。后来又在杭州媒体记者的联系下,俞中良到杭城一家网红烧饼店当学徒。这家烧饼店老板白手起家,如今全款买房又买车。老板说:“俞中良学起来特别认真、卖力。”似乎未来可期。

 

 

  然而原本约好两个月的学习时间,在一个月后噶然而止。“弟弟小时候被拐,又在颠沛流离中成长,本性善良,但性格敏感,缺少安全感,对外人有些提防。这次是烧饼店的员工跟他比划着开了个玩笑,他就不高兴做了。”特殊的成长经历,再加上表达缺陷,二姐开始意识到,不能用常人的思维去要求这个弟弟。

 

 

俞中良拿着凉席中途结束学做烧饼的生活,从杭州回到嘉兴,前途未卜。

 

 

  经历过工作的种种失败,俞中良也开始“自救”。他可以不远离家乡,但尝试把以往的生活经验带到此次此地的时空中。他托人从网购一批儿童玩具“流星雨”,晚上骑行20公里到嘉兴市区的一些小广场,向纳凉的市民售卖。“流星雨”食指般大小,上面装有小彩灯和螺旋桨,通过橡皮筋可弹到十几米高处,下落时,彩灯映照着展开的塑料片螺旋桨徐徐落下,流星般划破夜幕。

 

 

他看着“流星雨”,就像看到了自己的过往。“流星雨”,在天空里流浪、划过,大地却是他最终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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